电影演员杨丽坤
杨丽坤，1941年4月21日生于云南省普洱县磨兰镇，彝族，原为云南省歌舞团的一名舞蹈演员，后成为电影演员，1959年主演《五朵金花》而闻名全国，文革中因《阿诗玛》一片遭到批判，从此一蹶不振，精神恍惚，文革结束后平反，但因精神治疗而无法继续演艺事业。
《五朵金花》
杨丽坤原本默默无闻，之所以被人发现演电影，是缘于1959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准备筹拍国庆十周年献礼片《五朵金花》。1959年4月，长影两位编剧赵季康和王公浦，接受创作献礼片剧本的任务，前往云南采风，在昆明观看了云南省歌舞团的演出，被舞台上美若天仙的杨丽坤深深吸引了视线，回到长春以后，极力向导演王家乙推荐杨丽坤饰演女主人公金花。
王家乙在开拍前与摄影师王春泉、作曲家雷振邦一起再赴云南，“当他第一次看到眼前这位只有18岁彝族少女的时候，便被她的美惊呆了”[1]。《五朵金花》的女主角非她莫属。
1959年10月，杨丽坤主演的《五朵金花》在京公映，立时引起轰动，被舆论称为“故事美、演员美、音乐美、风光美、色彩美”“五美”的典范。这个所谓“五美”，是时任文化部长的周扬在文化部国庆献礼片动员大会上向全体电影工作者提出的一个口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我们的电影不但要在内容上是革命的、进步的，同时在艺术上也应该是尽可能完美的，要让广大观众喜闻乐见，从中得到美的享受。
影片非常受欢迎，1960年5月，《五朵金花》在香港连映了24天，香港《文汇报》1960年5月6日报道说，由于这部影片受到香港观众的热烈欢迎，“致使‘都城’、‘快乐’、‘丽都’、‘仙乐戏院’等影院均形成千人排队购票的盛况”。影片被作为文化交流项目，在邻国缅甸放映，也造成了万人空巷的佳话，许多缅甸的报纸，不惜用整版整版的篇幅，报道这部电影的创作过程。同样是在1959年，《五朵金花》被中国文化部推荐参加第二届开罗亚非国际电影节，并一举夺得最佳导演和最佳女主角两项大奖。
影片的成功，使杨丽坤成为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60年代初，周恩来与陈毅出访亚非各国时，杨丽坤成为代表团中最年轻的成员。周恩来在出国途中，有一次与杨丽坤交谈，发现她普通话讲不好，老是爱把“云南”说成“疑难”，把“妇女”说成“付你”，就跟她开玩笑说：“小杨啊，我怎么觉得你讲话奶声奶气，像个刚刚学讲话的娃娃？”杨丽坤顿时脸红了，低着头害羞地回答道：“我普通话说不好，演电影都是让别人配音。”
[编辑] 《阿诗玛》风波
1963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筹拍长篇叙事诗《阿诗玛》。这时，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刚刚过去，前几年的“跃进片”拍得太多，败坏了观众的胃口，加上饥荒年代饿死了不少人，全国上下的老百姓士气低落，唉声叹气，也需要电影界能多推出一些娱乐性、观赏性比较强影，调节一下口味，为全国人民鼓气加油。因此，196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大批改编自民间文艺，观赏性比较强的影片。比如同为音乐片的《刘三姐》、戏曲片《红楼梦》、喜剧片《大李、小李和老李》、《锦上添花》等等。
影片《阿诗玛》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被发掘拍摄出来的。《阿诗玛》的故事改编自云南撒尼族的一首民间叙事长诗。1958年。毛泽东向全国文艺工作者发出了向民间传统文艺学习的号召，云南省文联的文艺工作者，分成了几个民间采风队，深入少数民族村寨，走访民间流浪艺人，将这首撒尼族同胞口头流传数百年的叙事长诗整理出四个不同的文字版本。最后经云南籍著名文学家李广田的校订，终于得以在《人民文学》上刊载问世。
当时中央民族工作委员会有一项政策规定，对于少数民族题材的文艺作品，必须准确传达少数民族自身的地域风情和民族特色。不能由汉族艺术家任意篡改。根据这项政策规定，海燕厂在拿到《阿诗玛》的创作任务以后，便指派著名作曲家葛炎和他的创作伙伴罗宗贤去云南进行采风，以便使影片的音乐和歌曲，能够准确体现撒尼族民间文艺的民族风情。
由于故事的发生地是在云南，影片导演导演刘琼便自然想到了邀请杨丽坤来担纲主演女主人公阿诗玛的角色。但这一段时间，云南歌舞团演出任务繁重，不同意外借演员。好在云南省歌舞团的团长与海燕电影制片厂厂长徐桑楚是当年抗战演剧队的战友，后者还是前者的领导。有了这层人士关系，凡事都好商量。最终，刘琼没费多大周折，就顺利地把杨丽坤从云南歌舞团借调到海燕厂。
杨丽坤到上海以后，剧组开始在摄影棚里排戏。这个过程中，刘琼忽然发现杨丽坤只会跳舞，不太擅长唱歌，尤其不懂影片要求的那种带有歌剧唱腔的洋唱法。不过这个问题从技术上讲难度并不大。他们随后从北京请来当时最好的歌唱家来为演员配音。比如男主角阿黑的配唱是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杨丽坤的配唱则由女高音杜丽华担任。而剧组其他主创也大多是海燕厂最好的人选。如摄影师请的是大导演黄佐临的摄影师许琦，美工师和录音师也都是大名鼎鼎的顶级美工师丁辰和顶级录音师苗振宇。
一切都准备停当，就要开机拍摄了。没想到有一天海燕厂忽然接到文化部电影局打来的一个电话，说前不久周恩来总理视察长影时有个指示，大体内容是：电影厂如果拍少数民族题材影片，演员必须采用本民族成员，不能用其他民族的演员代替。你们的《阿诗玛》是撒尼族民间故事，而杨丽坤是彝族演员，违背了总理指示，需要另外考虑人选。徐桑楚只好向文化部汇报说：我们事先不了解总理指示，现在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来不及换人了。能不能这次就这样，我们下不为例吧。可过了几天，文化部又来电话，说总理办公室坚决不同意你们的请示，要求你们必须马上换人！徐桑楚想用试镜样片的办法，送给周恩来看，并找到与周恩来私交甚好的张瑞芳。张瑞芳为此专程进京，在邓颖超的圆说下，周恩来终于首肯由杨丽坤主演该片[2]。
但《阿诗玛》尚未公映，文化大革命爆发，《阿诗玛》没有公映机会。后来，文化部给海燕厂打来电话，说《阿诗玛》一个镜头也不准改，照原样拿出来放映，组织内部观摩，交给群众批判。上海这边的放映地点就在淮海路电影局小放映厅。由于观摩票比较紧俏，引发社会风言风语，导致影片成为“毒草”，被加上两条罪状：第一，宣扬“爱情至上”；第二，在演员使用上“选美”，是资产阶级流毒。杨丽坤本人也因为这个片子受到牵连，被打成“黑线人物”和“修正主义苗子”，被下放到云南思茅地区接受边疆群众批判和再教育。
[编辑] 文革期间
这时，杨丽坤在个人生活中也遭遇波折，她与上海某影星之子相恋并怀有身孕，后被抛弃，孤身一人下放改造[3]。境况凄苦，陈荒煤写的一篇文章中的说法，杨丽坤在思茅的时候，成天在街头流浪，衣衫褴褛，满脸污垢。身后被一帮少不更事的孩子用石头追打。只要随便什么人往她脚底下扔两分钱的镍币，或是给她手里塞半拉别人吃剩下的烧饼，她就会尽情地为人们跳舞、唱歌。她在大街上旁若无人地扭动着身体，嘴里哼着曲子为自己伴奏。身边的人发出阵阵哄笑，可她却什么也听不见，仿佛又回到了舞台上，回到了灯光璀璨、掌声如雷的影剧院里……。
下放结束后，杨丽坤回到昆明，总算是能进医院进行治疗。可她神智恢复得并不明显。有一个知情人说，因为她太有名了，每当她走在大街上，总会有许许多多的孩子对她尾随围观。有一次，杨丽坤刚刚在单位领到一个月的工资，因为在马路上受到一群孩子的围观，她便走进商店，将全部工资花完，乱七八糟购买了一大堆七七八八的生活日用品，当街分给那帮围观她的孩子们……。
1973年，经过几年调养，杨丽坤的病情有所缓解，但治疗期间，因为大量服用激素，她的体型严重变形，体重大大超标，更本无法再回去从事文艺表演了。她就这么无所事事地呆在家里。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这期间，过去她在上海认识的一位男青年，由于同情她的遭遇，平时对她关心照顾，逐渐走进了她的生活……1973年5月22日这天，这位名叫唐凤楼的男青年与杨丽坤结为患难夫妻，陪伴着她开始了一段贫寒却又相对宁静的生活。
[编辑] 晚景
文革结束以后，杨丽坤似乎已经彻底被人遗忘。1978年，刚刚从牛棚中解放出来的陈荒煤，到昆明参加一个现代文学史和外国文学教材的协作会议。当他到石林游玩的时候，再一次看到那尊阿诗玛的石塑，想起来14年前关于电影《阿诗玛》的那起冤案。老人一时心潮起伏，回到宾馆埋头写下了一篇题为《阿诗玛，你在哪里》的文章，呼吁尽快将被整整尘封了14年的《阿诗玛》拿出来公映。这篇文章在全国上下引起了很大的共鸣，不但开启了文革后旧片复映的热潮，也让人们再次想起了《阿诗玛》和她的扮演者杨丽坤。
为了调查杨丽坤的现状，《云南日报》派出记者前往上海，经管有关部门的介绍终于联系到杨丽坤本人，为她专门采写了一篇反映她悲惨遭遇和生活近况的长篇通讯。原来，这时的杨丽坤又回到了上海，此时她已经成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一名正式员工。但是，她的名字并未被列入业务骨干的名单，而是属于病休人员的行列。几年前，当老厂长徐桑楚重新回到上影厂厂长的位置的时候，他也听说了杨丽坤遭遇，为她感到十分痛心和惋惜。老厂长认为，杨丽坤的遭遇与《阿诗玛》有着直接的关系，上影厂必须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这个原因，老厂长亲自向上级主管部门打了报告，要求把杨丽坤的工资人事关系乃至户口，一并正式调入上影，由上影来负责对她的医疗保障，来照顾她后半生的日常生活。
就这样，杨丽坤又回到了上海。丈夫唐凤楼与她一道，也调入上海电影译制片厂。两人相濡以沫、彼此搀扶，共同走完杨丽坤人生的最后一段路途。2000年7月21日，杨丽坤因脑梗塞引起并发症在上海家中去世，享年5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