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与共产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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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1921年在苏俄入党，1923年回国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四年后正值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受命担任中共历史上地位显赫的总书记，一年后即退为政治局委员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因被指责在三中全会期间犯了右倾调和主义错误而被迫退出政治局，从此不受重用，至1934年竟被临时中央领导人下令留在陷落的江西中央苏区打游击，以致被捕遇害。
瞿秋白的一生，大起大落，带有明显的悲剧色彩。这种悲剧的造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书生性格难以适应政治场上的云谲波诡。但与此同时，天生具有多愁善感的文学家气质的瞿秋白，之所以会牺牲他在文学方面的天赋，跻身于他并不善长的政治斗争的舞台，除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大势所使然之外，多半也是同他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之间的特殊关系分不开的。尤其是瞿秋白一波三折的政治生涯，可以说是成也共产国际，败也共产国际，若无共产国际和苏联人的作用，瞿秋白的一生也许应当是另一个样子。
与苏联结缘
瞿秋白1899年生于江苏常州一个没落世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薰陶，很小就表现出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但是，因为家庭经济破产，父亲离家出走，自己被迫中途辍学，母亲又不堪债务缠身服毒自杀，瞿秋白对人生颇多伤感。直到1916年来到北京投靠堂兄之前，他只是打算“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甚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1]来到北京之后，他虽通过了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入学考试，准备在他所酷爱的文学方面进行深造，却再度因为无钱付学费而未能如愿。一个偶然的机会，瞿秋白进了北京的俄文专修馆学习，这使得他开始与俄国结下不解之缘。
瞿秋白决心学习俄文，并不是因为知道当时俄国已经革命，也并非因为了解到俄国文学的伟大，当时不过是出于对“寄生生活”的痛苦，考虑到俄文专修馆不收学费，又许诺毕业后能够有固定工作，因而“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2]想不到，1919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陡然打破了他“孤寂的生活”。对旧社会种种不平的疑惑和仇恨，驱使他迅速开始接受新文化和新思想，并投身于政治斗争的旋涡，试图建设一个自由平等、和平博爱的“新社会”。一年以后，他又接受《晨报》所邀，以特邀通讯员名义前往当时还扑朔迷离、充满神秘的社会革命色彩的苏俄，希望“略尽一份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3]
苏俄之行无疑根本上改变了瞿秋白的世界观，他从此开始笃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与此同时，瞿秋白对苏俄及其革命事业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向往与热爱，也使他很快成为一个受到苏俄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欢迎的中国人。赴俄初始，他就与俄共在远东的重要负责人舒米亚茨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成为随后成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机关刊物的撰稿人之一。紧接着，远东书记处先后推荐瞿秋白以客人的身份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4]，和担任新成立的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中国部的翻译。在此前后，瞿秋白在莫斯科遇见了当时正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的中学同学张太雷，并很快在张太雷介绍下加入了共产党。之后，瞿秋白又作为翻译在1922年1月参加了共产国际召集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并在1922年11月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内，瞿秋白几乎是唯一的俄语翻译。[5]
瞿秋白在苏俄的经历，特别是共产国际对他的好评，使得他人在苏俄就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秘书维经斯基明确表示希望他能够到远东书记处去工作，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共同为孙中山拟定的改组国民党计划草案中，则提名瞿秋白为“联络部部长”和国民党“上海支部部长”的第一人选，以及国民党中央日常工作的负责人之一。[6]但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瞿秋白在苏俄期间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问题了。这使得他在1923年应中共中央的要求回国之后，当即被授予理论宣传的重任。尤其刚刚回国的一段时间里，瞿秋白在北京一方面要设法挣钱维持生活，一方面完全一个支撑着党的理论刊物《新青年》的编辑出版工作，辛苦异常[7]。以后，瞿秋白来到上海，得到了中共党组织的固定的生活补贴，生活得到保障，他又进一步负责起宣传国共合作的《前锋》杂志，并开始为党的机关刊物《响导》周刊撰稿。这位只有24岁，刚刚从苏俄回来，在党内没有担任任何职务的瞿秋白很快在理论宣传方面显示了他的特长。他不孚众望，把两个刊物都办得有声有色，充满理论性和战斗性。而对于共产国际这时所提出的国共进行党内合作的建议，面对中共党内众多反对意见，瞿秋白也能够坚定地站在共产国际一边，并且一再从理论上阐述了这一政策的重大现实意义，因而进一步赢得共产国际方面的好感。马林高度评价瞿秋白，说他是中国共产党内除了陈独秀、李大钊以外“最好”的同志，也是中国共产党内“唯一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是唯一能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实际情况的同志”。[8]因此，当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也交给瞿秋白来起草。在这次大会上，瞿秋白更顺利地开始步入中共领导层，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他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由此得以初步奠定。
鲍罗廷的得力助手
1923年10月，根据苏联政府与孙中山国民党之间达成的协议，在苏联首任驻华大使加拉罕的推荐下，鲍罗廷前来中国的广州担任国民党的政治总顾问，其主要任务是帮助占据广州的国民党按照苏俄共产党的形式在组织上进行改造，成为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革命的党。为了贯彻这一政治意图，鲍罗廷必须依靠已经成为共产国际一员的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起作用。因此，鲍罗廷来华后很快就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推荐，坚持将懂得俄语的瞿秋白调去广州，组织了一个只有几个人(包括胡志明在内)的的办公室。[9]而瞿秋白在俄语方面的特长以及在苏俄的经历，使他迅速成为鲍罗廷与中共中央之间最重要的联络人。
自从瞿秋白来到广州之后，他与鲍罗廷几乎形影不离，成为鲍罗廷的得力助手。鲍罗廷与孙中山之间的频繁接触，鲍罗廷与国民党主要领导人廖仲凯、汪精卫、胡汉民等就国民党改组问题的一次次讨论，以及鲍罗廷与中共中央驻广州的代表谭平山之间不断地交换意见，中共党团与鲍罗廷定期举行的联席会议，都少不了瞿秋白的参加。在所有这些重要活动中，瞿秋白不仅是俄语翻译，而且也是鲍罗廷的工作秘书，协助鲍罗廷处理了大量文件的起草和整理工作。因此，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里，鲍罗廷和瞿秋白之间就建立了十分亲密的关系。多半也正因为如此，鲍罗廷相信应当让瞿秋白担任更为重要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