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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发表于 2008-5-14 13:00 只看该作者
汉唐中西关系史：对新旧史料的一个概观（修订本）
荣新江（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作者提供
从汉朝到唐朝，是中国与西方各国交往的最盛时期。在此期间，中国接受了许多西方文明要素，大到佛教、基督教等宗教思想，小到音乐舞蹈、穿戴服用，它们在许多层面上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也向西方世界提供了丝绸、纸张及其制作技术等等，为西方各国物质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因此，汉唐中西关系史是一个涉及中西史学两方面的重要课题，相对于中国断代史和某些专题史来讲，它的研究难度较大，其中，史料的零散是阻碍研究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1930年，张星烺先生编纂《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计六卷，把传世的中国史籍和部分外国史籍中的有关记载辑录出来，并加以注释和考证，成为迄今为止这一领域最为丰富的史料合集[1]。周一良先生在《〈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序》中对此书给予很高评价：“我国学者中，筚路蓝缕开创中西关系史（不包括近代外交史）研究者当推张星烺先生。张先生创始于20年代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煌煌六卷巨著，参考西贤成果，辅以新知，举凡交通路线、人物往来、物产传播等等，无不囊括。虽名为交通，实即文化交流之内容。”[2]我非常赞同周先生的话，虽然今天许多人在其论著中常常不提张先生的书，但我相信，这些研究著作必然是以张先生的大著作为起点的。
然而，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陆续公布了大批新的文献材料，如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也新发现了许多石刻类史料，同时，上世纪初出土的大批迁居中国的胡人留下的胡语文献，如粟特文、中古波斯文、梵文、叙利亚文文书和典籍，陆续翻译成现代东西方文字，此外还有日新月异的考古文物资料在不断出土，不断刊布。这些材料更加分散，研究的难度也更大。但是，“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这是陈寅恪先生号召大家利用敦煌发现的新材料来研究新问题的名言，发表的时间也正好是在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出版的同一年[3]。新史料对于汉唐中西关系史来讲，意义更加突出，新材料不仅可以补写历史，而且能够提出新问题，使研究者开拓出更多新的领域。多年来，许多研究者在这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发掘、整理出了丰富多彩的中西关系史料，使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汉唐中西关系史，已经远远地超过了1930年时所知道的状况。
尽管我们对新史料已经有了相当丰厚的积累及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是零散地，陆续不断地刊布出来的。而且，有关汉唐中西关系史的研究相对于其他学术领域（如敦煌学）来说比较薄弱，迄今为止也没有一本可以依赖的“汉唐中西关系史论著目录”，来为研究者提供一些先行研究的指南，使得不少研究成果不够充实，顾此失彼，甚至重复劳动。虽然有些新材料在发现当初引起很大的轰动，但事过境迁，有些慢慢地被人们遗忘。有些优秀的研究成果，在专业领域里受到很高的评价，但却很少转化成史学界，甚至中外关系史学界的通识，因此在中国通史或中外关系史的通论性著作中，往往总是老调重弹，而没能把这些新的材料和新的研究成果融入其中。
在告别二十世纪，跨进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对有关汉唐中西关系史的新史料和相关的研究成果做出总结。在此，我仅就有关新史料做一些概要的介绍。所谓“新史料”，我这里说的主要就是张星烺《汇编》未收的史料，我曾编过一个《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引用书目，我把它作为一个判断新史料的参照。
新史料主要来自出土文献，以下分别加以论述，间或提到一些主要的研究成果，但本文不是对这些成果的全面总结，文中仅就各类资料的研究前景提出一些展望。
[1]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6册，辅仁大学，1930年；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6册，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中华书局新版，2003年。[2]黄时鉴主编《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1页；收入《周一良集》第4卷，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586页。[3] 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2分，1930年；此据《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266页。
1．简牍帛书
近年来，新疆、甘肃的汉晋时期的遗址和长江中下游沿线的战国秦汉三国时期的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简牍和帛书材料，如尼雅出土的汉文和佉卢文文书、敦煌悬泉置出土的汉简、江苏等地出土的秦汉简帛、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吴简等等，都多少不等地包含了一些珍贵的中外关系史料。有些材料还在继续整理当中，有的则已经陆续发表。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悬泉汉简中的西域史料，大大丰富了前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悬泉的发掘简报已经发表[4]，但全部简牍的图版和释文尚未刊布。胡平生、张德芳编著的《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一书，发表了部分重要的有关汉朝与西域诸国的交往史料[5]。何双全、张德芳、王子今、殷晴等先生已经就其中的一些问题做过探讨[6]。最近，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西域资料考论》、王素《悬泉汉简所见康居史料考释》，又利用悬泉汉简贡献给我们最新的研究成果7。相信随着这批汉简的全面公布，将会引起更多的讨论和更新的研究结果。
继上个世纪初楼兰、尼雅发现佉卢文资料之后，近年中日尼雅考古队发现的佉卢文简牍数量不少，《中日·日中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第一、二卷（1996、1999年）中有莲池利隆和林梅村分别做的部分文书释文，但全部文献目前还没有系统地整理出版，我们期望其中会有不少有关中西关系史的材料。尼雅新发现的汉文简牍不多，但1930—1931年斯坦因在尼雅发现而没有带走的汉文木简，最近在英国图书馆找到了它们的照片8。林梅村先生发表《尼雅汉简中有关西汉与大月氏关系的重要史料》，揭示了其中保留的一些重要史事9。
江淮地区近年来发现了大量的简帛资料，其中有关中西关系史的材料不多，但有些零散资料对于理解早期中国与南海的交通，颇有帮助，如饶宗颐先生最近揭示的王家台秦简《归藏》所提到的“周穆王卜出师而枚占”，尹湾汉墓简牍中的“象林候长”，均值得重视10。数量更多的长沙走马楼出土吴简，因为主体部分尚未发表，因此还不清楚到底能够提供给我们研究中西关系史多少有用的新资料。
简帛材料十分难得，总体来讲数量不多，但价值很大。目前，简帛研究，蔚为大观，我们应当从纷纭复杂的研究文献里，辑录有关中西关系的史料，在文字专家解读的基础上，加以历史学的研究。在这方面，还应留意流散海外的汉晋简牍的收集和整理，因为有不少资料尚无清晰的图版发表。
[4]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5期，4—20页。参看吴礽骧《敦煌悬泉遗址简牍整理简介》，《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98—106页；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文物》2000年第5期，21—26页；又《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文物》2000年第5期，27—45页；何双全《敦煌悬泉置和汉简文书的特征》，作者《双玉兰堂文集》上，台北兰台出版社，2001年，361-375页。
[5]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03－174页。
[6] 何双全《西汉与乌孙交涉史新证——悬泉汉简所见西域关系史之一》，台北第一届简帛学术讨论会论文，中国文化大学，1999年12月10～12日；张德芳《〈长罗侯费用簿〉及长罗侯与乌孙关系考略》，《文物》2000年第9期，91—95页；王子今《〈长罗侯费用簿〉应为〈过长罗侯费用簿〉》，《文物》2001年第6期，76—77页；殷晴《悬泉汉简和西域史事》，《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10—17页；袁延胜《也谈〈过长罗侯费用簿〉的史实》，《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79-82页；叶爱国《〈过长罗侯费用簿〉的定名》，《敦煌研究》2003年第2期，68页。
7 两文收入荣新江、李孝聪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129-147、149-161页。
8 王冀青《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1998年，250—290页；Wang Jiqing,“Photographs in the British Library of Documents and Manuscripts fromSir Aurel Stein’s Fourth Central Asian Expedition”, The British Library Journal 24.1, Spring 1998, pp. 23-74；后者包括清晰的图版。
9原载《九州》第1辑，中国环境出版社，1997年；收入作者《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256—264页。
10饶宗颐《由出土银器论中国与波斯、大秦早期之交通》，《华学》第5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2—3页。
2．敦煌吐鲁番文书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包含着大量的新史料，但由于大部分有价值的文书在20世纪初就流散国外，给全面利用这批文书资料造成极大困难。由于各国学者的不懈努力，一些重要的有关中西关系史的敦煌吐鲁番文献资料已经整理出版，如敦煌写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沙州伊州地志》残卷、《沙州图经》、三种摩尼教残经、两种景教文献和敦煌文书《唐天宝十载敦煌县差科簿》，早已是中外关系史学界经常引用的资料。吐鲁番、库车、焉耆发现的梵文、吐火罗文佛典和伊朗语、突厥语摩尼教残卷，也是西方学者迄今为止热衷的研究课题。近二十年来，由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学者有机会到海外调查，而通过上海古籍出版社为首的几家出版社的努力，近90%的海外所藏敦煌文书资料已经用清晰的图版印成大型图录11，极大地便于我们的全面整理和研究工作。
由于资料的全面公布，我们可以系统地收集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资料，特别是散见于敦煌寺院帐目中的资料。在这方面，唐耕耦等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为我们检索文献提供了方便12，但因为他们所依据的缩微胶卷和《敦煌宝藏》的图版不够清晰，有些文字仍需再斟酌，而俄藏敦煌文献的资料在当时根本见不到，因此大多数未予收录。吐鲁番文书的情形与敦煌文书类同。其中1959—1975年间新发现的汉文文书，已经由唐长孺先生为首的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整理出版，而且新刊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4册，文物出版社，1992-1996年）图文兼备，极便学者对照使用。
姜伯勤先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一书，依据专题钩稽了大量有关汉唐中西关系史的资料，并给予精辟的解说13。但敦煌吐鲁番文书数量庞大，其中仍然有许多重要的史料值得研究者发掘利用，如早在1928年就在《大正新修大藏经》中全文公布的《历代法宝记》中，就有一段十分珍贵的有关摩尼教和景教的记录，大概因为《历代法宝记》是一部剑南道禅宗和尚编纂的灯史，因此未能引起中西关系史研究者的注意，实则这条材料对于已经几乎穷尽的汉文摩尼教和景教史料来讲，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14。像这样的材料，我想随着研究的深入还会不断地被发现，一些旧有的资料也会获得新的解释。
1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英国图书馆等编《英藏敦煌文献》，14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995年；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俄藏敦煌文献》，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与法国国立图书馆合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上海博物馆合编《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北京大学图书馆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与天津艺术博物馆合编《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997年；上海图书馆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史树青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11－12卷，东京柳原书店，1994年；浙藏敦煌文献编委会编《浙藏敦煌文献》，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甘肃藏敦煌文献编委会《甘肃藏敦煌文献》，6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
12唐耕耦等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5辑，北京，1986—1990年。
13文物出版社，1994年。
14参看荣新江《〈历代法宝记〉中的末曼尼与弥施诃──吐蕃文献中的摩尼教和景教因素的来历》，王尧编《藏学研究丛刊·贤者新宴》，北京出版社，1999年，130-150页；收入《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343—368页；Tim H. Barrett, “TangDaoism and the mention of Jesus and Mani in Tibetan Zen: a comment onrecent work by Rong Xinjiang”, BSOAS, 66.1, 2003, pp.56-58。
3．石刻碑志和题记
中国各地保存有大量石刻史料，主要有石碑、墓志和造像题记三大类。近年来，由于出版社在学术和经济的双重动力下，出版了大量石刻史料的合集，包括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千唐志斋等处所藏碑志的拓片，以及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出土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墓志的照片，其中许多是首次发表的新材料15。这些石刻材料中包含有较多的外国来华人士和外来宗教的内容，我曾经检索收集过其中粟特人的墓志，迄今已经有上百方之多。近年有关入华粟特人研究的进步，部分就是因为利用了粟特人墓志。在这类墓志本身的整理工作方面，罗丰先生的《固原南郊隋唐中亚史氏墓志考释》，可以说是一个典范16。这些石刻资料里面，有时包含有极其重要的有关中外关系的新信息，比如波斯人李素的墓志，不仅提供了一个曾任唐朝太史令的重要人物的事迹，而且也牵涉到希腊、波斯星占学的传入中国和景教传播的问题17。由于仍有不少石刻材料尚未出版，我们相信，对石刻史料的整理和利用，将会推动该领域研究的史料革命。
15其中图录有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洛阳地区文管处编《千唐志斋藏志》上下，文物出版社，1984年；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100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199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总编辑委员会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30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1992年。录文集有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上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吴钢编《全唐文补遗》，7辑，三秦出版社，1994－2000年。图文对照本有毛汉光编《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18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4－1994年；昭陵博物馆（张沛）《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中国文物研究所等《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贰、陕西壹贰、重庆壹、北京壹、河北壹），文物出版社，1994－2004年；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新获墓志》，文物出版社，1996年；史树青主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10卷《墓志拓片》，柳原书店与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王锦厚等主编《辽宁省博物馆藏墓志精粹》，文物出版社、日本中教出版，2000年。
16原载《大陆杂志》第90卷第5期，1995年，13－33页；第6期，17－38页。又见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
17参看荣新江《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原载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2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82-90页；收入《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238—257页。
4．胡语文献
在敦煌、吐鲁番乃至中原地区，都多少不等地出土过来华外国人所写的文献，其中相当一部分被西方考古学者攫取到手，带回西方。经过各国学者（主要是西方学者）近一个世纪的解读研究，已有相当一批文献被译成现代英、法、德文，其中有许多极其珍贵的中西文化交往史料，如敦煌长城烽燧下面出土的粟特文古信札18、吐鲁番出土中古波斯文《摩尼教赞美诗序》19，许多都还没有完整的或令人满意的汉文译本。中国考古工作者发掘所得，也有一些重要的资料，如黄文弼得自吐鲁番的《高昌回鹘摩尼教寺院文书》20、新疆考古工作者在阿斯塔那墓地发现的《粟特文奴隶买卖契约》21、西安出土的汉语与钵罗波语的《苏谅妻马氏墓志》22等，也异常珍贵。这类文献的语言属于古代死语言，要准确译出，需要做大量的对证和考释工作。近年来随着这些语言研究的进步和相关的对比材料的增加，对这些胡语文献的解读有了相当大的进步，比如粟特文古信札，使我们有了更为可靠的英文译本23。这些胡语文书，从内容或者词汇上有不少与汉语文书相关，马小鹤先生关于东西方摩尼教词汇的对比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工作的样板24。尽管把这些胡语文献译成汉语难度很大，但价值也大，相信我们能够克服困难，把重要的胡语资料系统全面地翻译出来，使之成为中国历史文献的一部分。
18 W. B. Henning, “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 BSOAS, XII, 1948, pp. 601-615; J. Harmatta, “Sogdian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Prolegomena to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Budapest 1979, pp. 153-165。
19 F. W. K. Müller, Ein Doppelblatt aus einem manichaischen Hymnenbuch (Mahrnamag), Berlin 1913,pp. 3-40; H. - J. Klimkeit, Gnosis on the Silk Road: Gnostic Texts from Central Asia, New York 1993.
20耿世民《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初释》，《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497－516页；又《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529－548页。
21吉田丰、森安孝夫、新疆博物馆《麴氏高昌国时代ソグド文女奴隶卖买文书》，《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IV，1988年，1—50页＋图版一；林梅村《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文物》1992年第9期，49—54页；收入作者《西域文明》，东方出版社，1995年，68—79页；Y.Yoshida, “Translation of the Contract for the Furchase of a SlaveGirlFound at Turfan and Dated 639”, T’oung Pao, 89/1-3, 2003, pp.159-161。
22夏鼐《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考古》1964年第9期，458—461页；伊藤义教《西安出土汉婆合璧墓志婆文语言学的试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195—202页； W. Sundermann & Th. Thilo, “Zurmittelpersisch-chinesischen Grabinschrift aus Xi’an”,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Orientforschung11.3, 1966, pp. 437-450; J. Harmatta, “The Middle Persian-ChineseBilingual Inscription from Hsian and the Chinese-Sasanian Relation”, La Persia nel medioevo, Roma 1971, pp. 363-376; H.Humbach and Wang Shiping, “Die Pahlavi-chinesische bilingue von Xi’an”, Acta Iranica28,1988, pp.73-82;刘迎胜《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3期，295－305页；林梅村《唐长安城所出汉文－婆罗钵文双语墓志跋》，《西域文明》，251—258页；张广达《再读晚唐苏谅妻马氏双语墓志》，《国学研究》第1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22页。
23 N. Sims-Williams, “Sogdian Ancient Letter II”, Monks and Merchants: Silk Road Treasures from Northwest China,eds. A. L. Juliano & J. A. Lerner,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withThe Asia Society, 2001, 47-49; N. Sims-Williams, “The Sogdian AncientLetter II”, Philologica et Linguistica: Historia, Pluralitas,Universitas. Festschrift für Helmut Humbach zum 80. Geburtstag am 4.Dezember 2001, hrsg. von Maria Gabriela Schmidt und Walter Bisangunter Mitarbeit von Marion Grein und Bernhard Hiegl, WissenschaftlicherVerlag Trier, 2001, pp. 267-280; F. Grenet, N. Sims-Williams, and E. dela Vaissiere,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 V”,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XII, 1998, pp.91-104；毕波《粟特文古信札汉译与注释》，《文史》2004年第2辑，73-97页。
24 比如，马小鹤《摩尼教宗教符号“妙衣”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第59辑，1999年，153-185页；又《摩尼光佛考》，《史林》1999年第1期，11-15、82页；又《摩尼教佛教符号“大法药”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1999年，145-163页；《摩尼教、基督教、佛教中的“大医王”研究》，《欧亚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99年243—258页；又《摩尼教宗教符号“明珠”研究——帕提亚文mwrg’ryd（珍珠）考》，《学术集林》卷17，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290—301页；又《摩尼教宗教符号“珍宝”研究——梵文ratna、帕提亚文rdn、粟特文rtn、回纥文ertini考》，《西域研究》2000年第2期，53—60页；又《摩尼教的“光耀柱”和“卢舍那身”》，《世界宗教研究》第四期，2000年，104-113页。
5．传统古籍
如果对比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所利用的书籍来说，还有一些传世的史籍不知何故为《汇编》所漏收。如《水经注》，其中包含大量中印关系史的珍贵文献，也保留了不少求法僧的记录，大概因为当时无善本可依，因此《汇编》全未采录。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较好的《水经注》的整理本25，可以对照伯戴克（L. Petech）对有关部分的译注26，加以重新钩稽和整理。此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陆续出版的传世古籍中，也有不少重要的材料，如新刊《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等影印古籍中，因为发表了一些过去没有公布的文献资料，所以可以从中辑出一些相关的内容。而有些《汇编》已收录的书中，亦可根据新的研究成果，发掘出新的史料。
25其中以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的《水经注疏》最为详尽，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
26 L. Petech, Northern India according to the Shui-ching-chu, Roma 1950.
6．文物考古材料
与出土石刻资料相似的是新出土的文物材料，最近五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文物材料，包括罗马、波斯与粟特系统的文物，如罗马金币、萨珊银币、罗马和伊斯兰玻璃器、波斯与粟特锦，还有表现宗教人物、神祗、胡人及外来物质文化的塑像和壁画，亟待进行系统的调查和全面的研究。徐苹芳《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按发现的地点做过概要的总结27。最近，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张庆捷《北朝隋唐的胡商俑、胡商图与出土胡商文书》、齐东方《伊斯兰玻璃与丝绸之路》、罗丰《中国境内出土的东罗马金币》等文对相关专题做了透彻的研究28。我想，今后通过学者们对大量新发现的考古资料所进行的系统整理和研究，可以大大补充文献材料之不足，而且文物材料的形象性，可以和文献材料相互补充，互相印证。
近年来，我的一项主要的研究工作，就是收集整理上述这些文献材料（也包括考古文物资料），并加以考释研究。拙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一书收录的一些文章，就是该项工作的部分成果。我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把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出版以来所发现的新材料，系统地收集起来，汇编出版，把零散的史料系统全面地展现出来，为今后的研究者提供方便；也希望在收集整理和研究的这一过程中，揭示出一些汉唐中西关系史上不为人知的史实，并根据新的材料，提供一些新的研究思路，以此来丰富我们对汉唐间中西文化交往史的认识。
（附记：本文原为提交2002年11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举办的“古代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后修订收入荣新江、李孝聪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现略做修改，并在注释中补订一些最新的出版信息。）
编者按：本文为作者最新修改稿，前次在“最新情报”栏下“新书通报”中所贴一稿已经删除。
27《燕京学报》新1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291—344页
28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张庆捷《北朝隋唐的胡商俑、胡商图与出土胡商文书》，《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173-203页；齐东方《伊斯兰玻璃与丝绸之路》，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3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4-127页；罗丰《中国境内出土的东罗马金币》，《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49-78页。
编辑：咫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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