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谲难书的叛乱——宋义阳王叛乱浅析
作者：建寺造像王庆时
因为资料限制,本文推测成分比较多,只是提供一条思路和一个视角,有很大讨论余地,欢迎不同意见.
永光元年八月初一（辛酉）至十三（癸酉）日，短短十三天的日子里，宋朝朝廷发生了两次皇帝针对权臣的镇压行动。一时间，先前权倾朝野的越骑校尉戴法兴、太宰江夏王刘义恭、尚书令骠骑大将军柳元景、尚书左仆射颜师伯（后三位为孝武帝指定的顾命大臣）以及廷尉刘德愿被杀，前废帝夺回了权柄，开始亲政，并改元景和元年。但是这两次镇压似乎并没有终结血腥的屠戮，还不到一个月——九月十一日（辛丑），抚军将军、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刘子鸾被赐死。八天后，前废帝下令内外戒严，亲自出征，讨伐征北将军、徐州刺史义阳王刘昶，迫使其逃到北魏去。
这么短的时间里朝廷迭生变故，诛戮横起，是十分残酷而可怕的。诛戮权臣的原因在《孝武帝顾命大臣选择初探》一文中已经作了阐述，而刘子鸾之死是因为他曾经对前废帝的太子地位构成过严重威胁（1），必须除之，以免其势力坐大。但是，这个义阳王刘昶到底是为什么这么急着要被除掉呢？正史和资治通鉴认为刘昶是被前废帝逼反的（2）。而吕思勉先生则认为，“昶之必叛，读其传文可见，更不得归咎于废帝之激变矣”（3）。在笔者看来，这个事件其中蹊跷颇多，试论述如下：
首先，毫无疑问的是刘昶和刘-柳-颜三人顾命集团关系亲密。这个情况的证据来源于两点。一是“义恭与义阳等诸王，元景与颜师伯等，常相驰逐，声乐酣酒，以夜继昼”（4）。这是孝武帝驾崩后，大臣们庆幸免于在一个凶暴猜忌帝王之下为臣的情景。如果说这话有些笼统，并不能充分证明的话，第二个证据就明显的多。大明八年七月初九（己亥），朝廷和地方官员有一次比较大的调整。徐、雍、江三州的刺史湘东王刘彧、晋安王刘子勋、建安王刘休仁分别出任护军将军、江州刺史和太常，而由中护军宗悫出镇雍州、中军将军义阳王刘昶出镇徐州。我在《孝武帝顾命大臣选择初探》一文中已经证明，当时的时局对于刘-柳-颜的三人顾命集团来说是要清除领军将军兼管外监事务的王玄谟，收回禁卫权。但是从宗悫事迹中看，他由刘义恭提拔举荐，因此很可能是他的人（5），为什么要更换他呢？我们知道，“领、护资重者为领军、护军将军，资轻者为中领军、中护军”（6）。由此可以看出，刘彧在政治资历上要超过宗悫。另外我们注意到，刘彧之前的任职经历均是与禁卫职务相关（7），他熟悉宫禁事务，经验丰富，而宗悫与之相比更象一介武夫。因此，三人顾命集团和戴法兴一流引刘彧出任护军将军，通过此举实现护军对领军的制约作用。同时，作为边境重镇的徐、雍二州自然不能假手与人，要安排自己信任的人，以为外援。刘昶的出镇，不仅是出任徐州刺史，还“使持节，都督徐、兖、南兖、青、冀、幽六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加散骑常侍，开府如故”（8）。如果将梁、秦、雍视作边境防卫的西线，豫、兖、徐、青、冀视作边境防卫的东线，那么东线整个东半段从边境到首都的军权都交给了这位刘昶。而徐、青、冀一带又是王玄谟的势力范围（9），无疑这其中还带有控制和监视的作用。对于这样的职务，不是什么人都能给予的。
由刘昶与三人顾命集团的关系可知，这三人顾命集团的倒台必然影响到他的政治地位，无论如何，他都不会是前废帝信任的人。但是，前废帝要处置他却有许多种选择，未必一定要彻底消灭他的，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走向了一个极端，这是为什么呢？现在我们就需要分析朝廷的局势。当时三人顾命集团被剪除之后，前废帝招回了王玄谟，并尊崇他和沈庆之（10）。这两人是顾命大臣，又是当时所剩不多的，有足够威望的大臣。除此以外，前废帝的诸叔也纷纷得到提拔，其在朝廷中的地位也愈加巩固。那么现在朝廷中就有了四支势力：前废帝宠信的武将集团；沈氏集团；王氏集团；诸叔集团。
前废帝宠信的武将集团基本上唯前废帝的意志行事，所谓“粗强识不及远，皆一往意气”（11），因此一般情况下主动干预政治决策可能性不大。
沈氏集团因为沈庆之的地位，无疑是在朝中最有政治影响力的集团。沈庆之与前三人顾命集团关系不好在《孝武帝顾命大臣选择初探》中已经论证。那么既然刘昶与三人顾命集团关系那么不简单，沈自然不会放过他。因为三人顾命集团的谋反是他揭发的，如果刘昶不死，那么他寻机报复的可能性太大了。另外，“义阳王昶反，庆之从帝度江，总统众军。少子文耀，年十余岁，善骑射，帝爱之。又封永阳县侯，食邑千户”（12），从这里的记载中读来，只觉意气风发。虽然孝武帝遗诏让沈管征伐，虽然让他总统部队更象是政治需要，但是如果沈在征伐问题上有犹豫有观望，能轻易得此殊荣？
王氏集团在朝廷中的势力是比较弱的，其态度就显得有些模糊。因为前废帝招王玄谟时，“及至，屡表谏诤，又流涕请缓刑去杀，以安元元”（13）。从时间上判断，王玄谟有可能谏诤不要置刘昶死地（14）。如果真是如此，他也许发现了下面要说到的一些问题（王玄谟此人其他水平不高，在政治舞台上还是相当老道的）。当然，刘昶监视王氏集团本身到底与该集团有多少矛盾实际很难判断，从王文和送刘昶到边界来看，我们很怀疑王氏集团有故意放纵之嫌（15）。因为资料不足，无法深入探讨，期望有高人能解惑
诸叔集团的态度在正史中基本没有直接表露，但是透过一些现象，我们会发现一些有趣的问题。首先，湘东王刘彧夺位登基的所谓神示中有这么一条“及太后崩后数日，帝梦太后谓之曰：“汝不孝不仁，本无人君之相。子尚愚悖如此，亦非运祚所及。孝武险虐灭道，怨结人神，儿子虽多，并无天命。大运所归，应还文帝之子。”其后湘东王绍位，果文帝子也。故帝聚诸叔京邑，虑在外为患”（16）。其实，这条记载更象是先前民间流言加上后来的附会。这种流言不可能是前废帝集团制造的，因为对自己的政治声誉明显不利，只可能是诸叔集团的政治对手或他们自己制造的。在笔者看来，诸叔集团想夺取权力的意图无疑是明显的。我们还可以注意到，明帝驾崩后，刘休范于元徽二年五月起兵造反，当时给朝中权贵的信中说：“于时建安王以家难频遘，宜立长主，明皇帝恢郎渊懿，仁润含远，奉戴南面，允合天人”（17）。这正反映出明帝即位前，诸叔激烈争夺皇权的态势。查一下孝武帝儿子的情况，所谓符合长主条件的只有刘子业和刘子尚。前者是前废帝，而后者是前者一母同胞，是剪除的对象，那么所谓长主自然是只能从文帝诸子中选择了。那么文帝诸子的情况呢？在当时，文帝十九个儿子里，还有七人活着，依次为东海王刘祎、义阳王刘昶、湘东王刘彧、建安王刘休仁、晋平王刘休祐、桂陵王刘休范、巴陵王刘休若。最小的刘休若也已经十七岁（18），全部都具备长主的资格，而且都是庶出，那么只能看次序和舆论了。本来刘祎应该是即位第一顺序人，但是“祎尤凡劣，诸兄弟蚩鄙之”（19），那么这种人是不可能被推举的。而刘昶的记载中并没有特别出格的记录，而且长期在朝中担任重要职务（20），说明他还是有政治角逐力量的。
现在巧合来了，过去有关于刘昶“轻吵褊急，不能祗事世祖，大明中常被嫌责；民间喧然，常云昶当有异志”（21）的情况，在“永光、景和中，此声转甚”（22）。为什么偏偏在前废帝登基之后，这种他要叛乱的流言会越来越大呢？是他真的做了什么吗？我们知道一点，面对皇权在前，又是君臣猜忌之世，作为宗室谁都会有点念头的，如果刘昶异志坐实，也并非个体行为。如此可知，这个“转甚”就暗含了一个机关，就是谁都看出从文帝诸子夺权的政治次序而言，他成为了第一人。这样，自然也成为其他兄弟的眼中钉。同样的例子，在刘昶被彻底打倒之后，民间又开始流传“湘中出天子”（23），矛头直指湘东王刘彧。因此诸叔集团无疑是想置刘昶于死地的。
这样一来又有问题了，为什么诸叔中的人不先抢班夺权再来一个个除掉呢？就政治斗争而言，谁都没有这么傻。如果我先登基了再处理这些事情，由我来拔除自己眼中的钉子，这样做的结果只会让自己承担政治责任，代价比较大。如果能利用别人的矛盾，拔除这个钉子，即所谓“借刀杀人”，这样自己日后的局面就主动许多。不仅可以不费力地除去敌对力量，还可以利用这个事情给拔除钉子的人栽赃罪名。前废帝之死之所以背负那么多罪名，问题也在于此。因此逼反刘昶，与其说前废帝在剪除自己的障碍，不如说同时也在帮诸叔集团剪除障碍。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先例，我们知道，武帝刘裕驾崩后，顾命集团废除少帝，立武帝第三子。在废除少帝之前，因为次子庐陵王刘义真具备优先继承权，因此顾命集团先利用少帝与其关系不协，从中挑拨，使刘义真不仅被废还被处死（24）。
能够证明诸叔集团忌讳刘昶的又一个间接证据是其家族的悲剧命运。按照道理而言，刘昶既然是被前废帝从政治上打倒的人物，那么“潜运宏规”（25）使“义士投袂”（26）杀死前废帝，造就“皇纲绝而复纽，天纬缺而更张”（27）的明帝应该给予其充分的正名，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看到的是明帝让自己的儿子继承刘昶的王爵，而刘昶的幼子奇怪地死绝（28），老母则被说成“沈刻无亲，物理罕比……还其本家，削绝蕃秩”（29），还改了姓氏（30）。刘昶在北魏为官，奉命以兄弟的礼节给明帝写信，但是明帝却不给予回答，要求改成外臣的礼节（31）。虽然明帝有出千金赎他的行动（32），但是面对如此种种际遇，我们感觉到的是明帝在政治上对其刻意的压制。这不禁让人想起那句有名的“钦徽既返，此身何属”（33）。
其实，话说到这里刘昶真反与假反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因为不管如何，朝廷的主流都要彻底打倒他，而且必置诸死地。所以《魏书》从他的立场来记载“疑昶有异志。昶闻甚惧，遣典签虞法生表求入朝，以观其意”是具备一定可信度的（34）。另外，按照正史的说法三人顾命集团是在戴法兴被杀之后才仓促要搞政变的（35），从八月初一到十三，恐怕连通知徐州商量对策的时间都不足，因此起兵时竟然“统内诸郡，并不受命，斩昶使。将佐文武，悉怀异心”（36）。他到当地才一年多（37），很难说对地方形成了多少控制力，但是居然府佐都怀二心，那就说明谋反是极其仓促的。而且从他派往京城的作为使臣的典签居然能千里逃回看出，只怕是朝廷上下早就下好了这个套（38）。
最后，从前废帝的言行来看，其实也有值得商榷处。被史书记载为经典的“废帝既诛群公，弥纵狂悖，常语左右曰：‘我即大位来，遂未尝戒严，使人邑邑。’”（39）。其实剥去关于其如何狂悖的形容语句之后，仔细品味，这很有可能是与大臣商议如何处置刘昶时的一句话而已。而另一句逼问蘧法生的“义阳谋反，何故不启？”宋书记载为“又屡诘问”（40），南史记载为“又问”（41），语意相差十万八千里。如果按照前者，则前废帝确实存在主观故意，但是后者则又很难说，不能排除另有恐吓法生者，亦不能完全排除前废帝之安排。
综合上面几点分析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出这么个结果：在孝武帝驾崩以后，宗室对皇权的觊觎被点燃了，他们勾心斗角，时刻等待着时机。而义阳王刘昶被认为是有资格登上帝位的重要一员，也是其他人眼中的目标之一。同时，他又是刘-柳-颜三人顾命集团的一个重要党从。三人顾命集团为了获取外援，控制王玄谟的势力，将其派往徐州坐镇。这时正好朝中先起变故，刘-柳-颜三人顾命集团遭连根拔除，使得他站在了前废帝的对立面。于是，诸叔集团和沈氏集团这样的政治对手乘机散布他要谋反的流言，并在朝廷中因势利导。本来就心存怨恨的前废帝相信九叔刘昶要反，而且自己可以用方法逼其露原形。而并不愚钝的刘昶一面派使臣去探风，一面在徐州进行自己的谋划。最后，一幕悲剧终于上演。在刘昶逃往北魏之后，诸叔集团和沈氏集团成为了最大获益者，而前废帝表面铲除了自己的政治敌人，实际却替别人背负上了政治罪名。于是，当他自己身死权失的时候，逼反刘昶的全部罪名就加诸其一人头上。
悲夫！笔者掩卷无语，自古成王败寇，黑白莫辨，所谓政治即如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