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民族主义者韦伯
理性民族主义者韦伯
冯克利
德国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斯•韦伯那些令人感到扑朔迷离的思想，诞生于一个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盛行的时代，这个时代也许并未完全消逝。前些年，韦伯在弗莱堡大学的就职演说《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出了中文版，就让一些正在体验着国力崛起的人有找到了知音的感觉。韦伯的妻子玛丽安妮在其《马克斯•韦伯传》中为我们进一步印证了韦伯的民族主义者的形象：他在考虑经济问题时，并不从经济学的逻辑本身出发，而总是着眼于“更高的”民族利益，认为指导着经济学的既不应是生产方法的理想，也不应当是幸福理想，而应当是“民族理想”；“经济政策必须为之服务的终极的决定性利益，就是民族的权力利益”。所以当大战爆发时，他兴奋地把这看作德国终于可以在同英国的对抗中证实自身使命的一次机会。他期望着整个民族因“战斗、苦难、牺牲和爱的力量”而得到“升华”。他满怀感激地说：“不管结局会如何——这场战争都是伟大而精彩的。”
然而，如果韦伯就是这么一个单纯的民族主义者，他还值得我们如此怀念吗？
不错，作为坚定的民族主义者，韦伯认定德国应是肩负重大责任的世界列强之一，但是他也有着一份挥之不去的焦虑：德国在如何成为真正的强国的问题上，面临着一个“证据危机”。
韦伯要到哪里寻找这种“证据”呢？这个问题可以把我们引向韦伯思想的另一个侧面。韦伯的价值不在于他的民族主义，细读韦伯的政治言论，我们总会清晰地感受到，他不但是个民族主义者，他更要做一个“理性的民族主义者”。因为我们看到，从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直到去世，他从未陷入民族主义狂热。他虽然认为“牢固确立了全国性权力的国家乃是其他一切的必要基础”，却不赞成以牺牲思想自由和个体政治意识为代价的国家观。
因此，韦伯与许多偏狭的民族主义者不同，他为德国的“世界史角色”寻找的证据，大都来自“国民性”以外的因素。对于他来说，自由主义代议制是一个民族发挥世界领袖作用不可缺少的条件。德国只有变成一个由公民而不是臣民组成的民族，建立起自由的制度参与权力斗争，它才能够成为主宰的民族。这种把自由宪政、民族主义、经济竞争和帝国主义熔于一炉的做法，在今天也许是一种非常另类的组合，无疑却是韦伯思想的一大特色。他其实是要告诉自己的同胞：一个被官僚机器阉割了政治意志的经济巨人，断难承担起民族强国的“天职”；民族利益固然至高无上，但自由政治也不可缺少；若不厉行变革，德国甚至会被自己的经济成功所拖垮，因为它缺少让突然聚集起来的国力走上康庄大道的政治架构。
史学家梅尼克曾送给韦伯一句著名的评语：“德国的马基雅维里”。此语无论藏否，可谓言之有据。韦伯确实像马基雅维里一样不断告诫我们，要观察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而非它的应然状态。对于他这种冷峻的“现实主义”，我们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解读。一方面，它使韦伯认定“政治不是、也不可能是以道德为基础的职业”，这导致了他的“实力政治学”。但另一方面，他又把自由宪政视为这种实力政治的必要条件，为此必须废除政治官僚组织和歧视性选举制，实现代议制政府和国家机构的民主化。
1916年2月，正值大战犹酣之际，韦伯在给好友瑙曼的一封信中提醒这位政治家说：“上帝要谁灭亡，必先令他疯狂”。我们看到，不管韦伯从感情上对祖国抱有多大期望，他却从来没有疯狂过。他认同于德国的历史使命；但他也始终把坚守知识的诚实作为自己的职责，尽管这与他的参政愿望时常南辕北辙。玛丽安妮在讲到韦伯政治抱负的失落时，曾意味深长地提到其宗教社会学中一个细节，即《圣经》中先知耶利米的形象。耶利米是犹太厄运的预言家，但是他这种预卜灾祸的能力却是上帝强加给他的。他并不想说出预言，他祈求神收回他这种能力。当他被拒绝时，他把公布神的预言看作对自己的一种可怕考验。因此当这个“发出神咒的巨人”事后被证明正确时，他丝毫也没有感到自己是个胜利者。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受到这位现代耶利米诅咒的德国统治阶级，因自身的疯狂而被毁灭了两次。而韦伯却依然活在我们心中。(《马克斯•韦伯传》，玛丽安妮•韦伯著，阎克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中国教育报》2003年3月13日第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