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真面目17

1.羌胡兵与“习于夷风”的凉州将领
　　羌胡化的凉州兵团，要从董卓算起。董卓出身汉族，《三国志》、《后汉书》均有明确记载，然皇甫规之妻却斥其为“羌胡之种”《后汉书》卷八十四《皇甫规妻传》。，这大概是由于董卓颇染羌胡之风的缘故。《三国志·董卓传》载：董卓“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而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与俱还，杀耕牛与相宴乐，诸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赠卓”。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董卓少时所居之地毗邻羌中，他与羌帅频繁来往，不断接触羌胡习俗。他后来率兵入洛阳夺权之后的残暴嗜血行为，其实就是与“游羌中”、“与豪帅相结”所感染的胡风有关。
　　董卓所掌握的军事力量，是在凉州形成发展的。中平五年，朝廷“征卓为少府”，董卓不肯放弃兵权，拒不应召，他上书曰：“凉州扰乱，鲸鲵未灭，此臣奋发效命之秋。”《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注引《灵帝纪》。翌年，朝廷又任命董卓为并州牧。何进召董卓进京时，董卓是以并州牧、前将军的身份率兵进京的，其麾下之兵是从凉州带到并州，再带到洛阳的。这支军队民族成分十分复杂，《后汉书·董卓传》注引《英雄记》云：“董卓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在这百余战之中，董卓是打了不少胜仗的，被打败的羌胡兵投降了董卓，成了卓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平六年，董卓上书云：“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关于“湟中义从”，《后汉书·西羌传》说：“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余种分散，西逾葱岭。又数百户在张掖，号曰义从胡。中平元年，与北宫伯玉等反，杀护羌校尉冷征、金城太守陈懿，遂寇乱陇右焉。”可见，“湟中义从”是湟中地区完全羌化的大月氏后裔，曾在北宫伯玉领导下发动过反抗东汉政府的起义。至于“秦胡兵”，学者众说纷纭。方诗铭认为“秦”是指凉州的汉族士兵，“胡”则是指非汉族士兵，即所谓的“羌胡”，而台湾学者邢义田则释为胡化的汉人。不过，汉末凉州的胡化，实质上就是羌化或羌胡化。所以，无论羌化的胡（湟中义从）、羌化的汉（秦胡），还是羌（即羌胡），当时并无明确的界限。董卓可以将所率领的“湟中义从”及“秦胡兵”，一概称之为“羌胡”方诗铭：《释羌胡》，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1）。，而且羌胡兵都是极富战斗力的精兵。著名女诗人蔡文姬在其名篇《悲愤诗》中，描绘了她所亲身经历过的那个时代。其中写道：“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后汉书》卷八十四《董祀妻传》。对董卓军中大量的羌族士兵作了十分真切的描述。
　　名士郑泰曾对董卓言道：“天下之权勇，今见在者不过并、凉、匈奴、屠各、湟中义从、八种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权以为爪牙，壮夫震栗，况小丑乎。”《三国志》卷十六《郑浑传》注引张璠《汉纪》。这是在董卓与郑泰的对话中，郑泰对董卓武装力量的称颂。可见，董卓所部是一支汉胡混合队伍，除凉州汉人士卒、湟中义从、八种西羌外，又增加了并州和匈奴屠各族的士兵。而这支军队是董卓长期对西羌作战精心培植起来的部曲武装，它的基干是湟中义从和关中秦胡，皆是为“百姓素所畏服”的精兵。
　　董卓部下的主要将领亦大都与羌胡有密切联系。《三国志·董卓传》注引《英雄记》云：“李傕，北地人。”北地郡属于凉州。同书注引《献帝起居注》曰：“李傕边鄙之人，习于夷风。”所谓“习于夷风”，主要应指羌胡之风。李傕在军中任校尉，是董卓手下最主要的大将，当董卓为吕布所杀后，他即成为凉州军的首领，继续招引“羌、胡数千人”，其中有“羌、胡大帅”在内，《三国志》卷十《贾诩传》注引《献帝纪》。以充实其军事力量。
　　董卓女婿牛辅帐下有“素所厚支胡赤儿等五六人相随”《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支胡即月氏胡，《后汉书·西羌传》“湟中月氏胡”条载：“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牛辅选支胡赤儿等为亲兵，可见其已十分习惯于“略与羌同”的“被服饮食言语”。董卓翁婿及李傕等西凉大将的经历绝非个别现象，由此说明凉州诸将中“习于夷风”者当不在少数，否则，他们是难于同羌胡之兵长期共处的。“董卓将、校及在位者多为凉州人”，《后汉书》卷六十六《王允传》。下面是凉州的汉族和非汉族，并以“羌胡”为主的精兵，从而组成极具战斗力的凉州军事集团，这是董卓起家，以及最后控制东汉政权的资本。
　　“习于夷风”或者具有羌胡血统的凉州大将在董卓、李傕之后，最有代表性的当数马超。《三国志·杨阜传》载：“杨阜言于太祖曰：‘马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这条记载十分重要，讲出马超的两个特点。第一是具有“信、布之勇”，如同西汉初年的韩信、英布那样；第二是“甚得羌、胡心”，在凉州为羌胡所拥护，这还与马超本人的羌族血统有关。马超号称扶风茂陵人，为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其实他是出生于羌胡杂居的凉州，血缘上与羌族有密切关系。《三国志·马超传》注引《典略》说：“桓帝时，其（指马腾）父字子硕，尝为天水兰干尉，后失官，因留陇西，与羌错居，家贫无妻，遂娶羌女，生腾。”马腾即马超之父，说明马超具有羌族血统，其祖母为羌女。
　　建安十六、十八年，马超两次被曹操打败，失去了原来的凉州根据地、军队与家族亲人，与从弟马岱等亲信投奔汉中张鲁。他在向张鲁借兵反攻凉州失败后，受到张鲁部将的排挤，处境危险，于是决计投靠刘备。《三国志·马超传》云：“闻先主围刘璋于成都，密书请降。”同书《李恢传》则云，是刘备“遣（李）恢至汉中交好马超，超遂从命”。
　　马超投奔刘备，究竟是谁采取主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刘备利用马超这张牌轻而易举地夺取了成都。《马超传》云：“先主遣人迎超，超将兵径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首。”在这段正文之下，插入的是裴松之的注。《典略》曰：“备闻超至，喜曰：‘吾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而潜以兵资之，超到，令引军屯城北，超至未一旬而成都溃。”
　　刘备在马超尚未抵达成都之前，暗中先拨一批兵来冒充马超带来的部队，这当然要比马超等数人到了战场以后，再拨兵给他攻打成都，在威慑刘璋的心理效果上要强得多。但问题是，刘备凭什么有把握地说：“吾得益州矣。”而且，战事的发展完全在刘备的预料之中。马超兵到，“城中震怖，未一旬而成都溃”。
　　刘备攻益州，遇到了刘璋极其顽强的抵抗。且战事颇不顺利。在攻打雒城的战役中，刘备损兵折将，连军师中郎将庞统都战死沙场。刘备无奈，只得从荆州大本营调来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大将，全力进攻成都。成都是益州的州治，不仅城防坚固，且“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足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战”《三国志》卷三十一《刘璋传》……其实，刘备的荆州军亦不过只有数万之众，若刘璋死守成都，刘备是否能拿得下来，还是疑问。时间拖下去，曹操、孙权若腾出空儿来打巴东或荆州，刘备势必弃成都而回师应战。然而，令人惊讶不已的是，败兵之将的马超来到成都城下，“未一旬”，刘璋即“震怖”而降。
　　马超虽是败军之将，但三国时期实力最强大的曹操打他仍然很费力，还是先离间了马超的盟友韩遂，分化了他们的战斗力，才打赢的。诸葛亮说马超“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曹操声称“马儿不死，吾无葬地也”《三国志》卷三十六《马超传》注引《山阳公载记》……他在战场上惊人的战斗力，是刘璋害怕他的原因之一。
　　然而仅从这一方面来分析还是不够的，因为刘备部下的张飞、赵云的“雄壮威猛”《三国志》卷三十六《张飞传》。并不亚于马超，再加之诸葛亮的谋略，但马超未来之前，刘备“进围成都数十日”，也不能迫使刘璋献城投降。刘璋害怕马超，除了马超的神勇之外，其实还有他的羌族血统以及在氐人、羌人中的崇高威望。马超离开汉中投奔刘备时，为了防止张鲁派人追杀，是绕道而行，“从武都逃入氐中，转奔往蜀”的。《三国志·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云：“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近去建安中，兴国氐王阿贵、白项氐王千万各有部落万余，至十六年，从马超为乱。”说明马超在凉州起兵反对曹操时，曾与氐族贵族联合，关系密切，因而马超“逃入氐中”绝非偶然，很显然他是企图与氐族贵族继续联合。氐族分布在汉中与陇蜀交界地区，与羌族交错混杂，而羌族分布区中就有马超祖母的娘家亲人部落。马超绕道氐境再奔蜀，既摆脱了他原来败军之将的形象，又增加了“挟氐、羌自重”的新资本，使人更清楚地看到马超“甚得羌、胡心”，是得到氐、羌两个民族全力保护和支持的。所以，马超在刘备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大为提高。刘备坚信，马超的到来为攻取成都增加了重要筹码，因此刘备能如此有把握地说：“吾得益州矣。”
　　巴蜀地区自古以来就深受羌、氐人的骚扰和侵犯，益州民众对之十分忌惮。在刘备大军兵临城下的情况下，拥有氐、羌人作后盾的马超又归顺了刘备，所以刘璋觉得这个仗再也打不下去了，“遂开城出降”《三国志》卷三十一《刘璋传》……
　　马超投奔刘备，未建寸功，即被封为平西将军，这个官职比之关羽的荡寇将军还要高，关羽当然不服，故写信给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诸葛亮无奈，只得作书安抚之。刘备称汉中王时，“拜超为左将军，假节”。左将军本是刘备任之多年的官职，竟然授予马超，可见其倚重之。更令人费解的是，当刘备自立为王，由刘备手下一百二十名臣工向汉献帝上表时，表文的第一名领衔者居然也是马超，而追随刘备多年、功勋卓著的诸葛亮、关羽、张飞、黄忠等人皆名列其后。马超的地位如此之高，只有一种解释是合理的，即马超“甚得羌、胡心”，其有羌、胡做靠山的政治背景。刘备称帝以后，封马超为“骠骑将军，领凉州牧，进封斄乡侯”，所用的“策”文中有这样的话：“以君信著北土，威武并昭，是以委任授君”，使得“氐、羌率服，獯鬻慕义”。《三国志》卷三十六《马超传》。獯鬻是古匈奴名，这是刘备以地处汉胡交杂的“汉中、巴蜀”帝王身份，正式宣布马超在种族战略地缘上的重要地位。马超死后，刘备再封其从弟马岱为侯，并为子刘理娶马超之女。可见，他是极其重视马超的羌胡背景的。
　　三国时期，最后一位羌胡化的将领是蜀汉朝廷后期的支柱——姜维。姜维是“天水冀人也”，被诸葛亮称之为“凉州上士”，《三国志》卷四十四《姜维传》。深得诸葛亮信任。诸葛亮北伐的战略目标是先攻取凉州，然后再平定关中，诸葛亮死后，姜维继承武侯之志，屡次领兵北伐。费祎曾劝姜维：“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三国志》卷四十四《姜维传》注引《汉晋春秋》。但姜维不听。为何不听从费祎之言呢？《三国志·姜维传》曰：“维自以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所谓“西方风俗”，就是羌胡风俗，说明姜维亦是一名羌胡化的悍将。
　　陈寿对姜维的评价是，“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三国志》卷四十四《姜维传》……凉州处于偏远边塞的文化落后地区，史称“凉州寡于学术”《后汉书》卷五十八《盖勋传》……姜维能“粗有文武”，还是其中的佼佼者。而“玩众黩旅”就不仅仅是姜维个人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从董卓及其四大部将，到张绣、马腾、马超、韩遂与姜维，“玩众黩旅”几乎是他们一脉相承的特征，而且“玩众黩旅”和羌胡化的凉州兵团有必然联系。
　　凉州是汉武帝时才划入汉朝版图的，汉武帝之前，河西走廊本是月氏人所居。匈奴被打败之后，卫青、霍去病从匈奴手中夺取了这块并不适合汉人耕稼居住的草原地区，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军事四郡而合成凉州，但这个地区的居住人口实际上仍以羌、氐、匈奴为主，汉帝国只是派遣驻边的武装部队，这些戍边部队的生活方式日久必然当地化，即羌胡化，这就是羌胡化的凉州兵团的由来。
　　2.“关西兵精悍”，具有极强的战斗力
　　东汉末年的凉州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尚武之风盛行，成为天下精兵良将所在之地。关于这方面的史料记载甚多。《汉书·地理志下》曰：“天水、陇西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矣。”《后汉书·陈龟传》说：“今西州（即凉州）边鄙，土地瘠埆，鞍马为居，射猎为业。”《后汉书·西羌传》云：“其兵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详。堪耐寒苦，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东汉永初四年，因羌胡作乱，朝廷军费开支吃紧，大将军邓骘欲弃凉州，虞诩反对，他说：“谚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余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后汉书》卷五十八《虞诩传》。以“鞍马为居，射猎为业”的凉州人不仅男子剽悍好斗，即便女子亦能上阵打仗。郑泰云：“关西诸郡……数与胡战，妇女载戟挟矛，弦弓负矢，况其悍夫，以此当山东忘战之民，譬驱群羊向虎狼，其胜可必。”《三国志》卷十六《郑浑传》注引张璠《汉纪》。
　　东汉末年董卓进京是导致天下大乱、汉王朝崩溃最主要的原因。召董卓进京的主谋者是大将军何进与司隶校尉袁绍，他们的目的是借董卓之手诛锄十常侍。“灵帝崩，太后兄大将军何进与绍谋诛诸阉宦，太后不从，乃召董卓，欲以胁太后。”《三国志》卷六《袁绍传》。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何进与袁绍的决策是极其愚蠢的。可谓引狼入室，自取其祸。但这里仍然有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即何进等人为何要假董卓之手诛灭宦官集团。我认为，这是因为董卓手中掌握着一支精锐的凉州军，凉州军是令人畏惧的天下“劲兵”，当是不争的事实。
　　董卓能在东汉末年擅权朝野，专断政事，除了其冠绝一时的武略，挟天子以令诸侯，招抚了马腾、韩遂、皇甫嵩、朱儁，使得满朝文武无可奈何外，更多的是因为董卓手握“凉州劲兵”，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故而能在关、洛横行一时，对东汉政权形成毁灭性的打击。
　　然而，凉州军阀主宰天下的局面并不能得到世家大族的认同。袁绍等逃离京师，迅速组织起关东十余路诸侯，起兵讨伐董卓。关东联军与董卓所部的兵力孰众孰寡，史书上并无明确记载，但仍可作大致推算。董卓初入京师，兵力有限，据《三国志·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所载：“卓初入洛阳，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不为远近所服”，故采取欺骗手法，“率四五日，辄夜遣兵出四城门，明日陈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复入至洛中。人不觉，谓卓兵不可胜数”。当然，董卓掌握朝廷大权后，兵力有所扩充，如他通过招降吕布，兼并了丁原旧部的并州兵，以及何进、何苗兄弟二府（大将军、车骑将军府）之兵。尽管如此，董卓军的兵力仍少于关东联军。关东联军由十一路诸侯组成，“众各数万”，《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总数达数十万。但他们却分居河内、酸枣等地，不敢贸然进攻洛阳。曹操对袁绍等“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十分不满，对之言道：“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其实袁绍也是个有野心的人，他不是不想攻入京师，而是因为“卓兵强，绍等莫敢先进”同上。，关东军虽然兵多，但却畏惧董卓而不敢出战，说明董卓率领的西凉军战斗力相当强大，关东军远非其对手。正如郑泰所言：“袁（绍）本初公卿子弟，生处京师，体长妇人；张（邈）孟卓东平长者，坐不窥堂；孔（融）公绪能清谈高论，嘘枯吹生，无军帅之才，负霜露之勤；临锋履刃，决敌雌雄，皆非明公（指董卓）敌也。”《三国志》卷十六《郑浑传》注引张璠《汉纪》。董卓也曾对其长史刘艾说：“关东军败数矣。皆畏孤，无能为也。”《三国志》卷四十六《孙坚传》注引《山阳公载记》。并未把袁绍之辈放在眼里。
　　既然如此，董卓为何要迁都长安呢？一些学者推断，董卓决策迁都是迫于关东兵的压力。对此，我持不同见解，我认为董卓迁都长安，其主要目的是以关陇为依托，与其凉州旧部会合，并从关中至凉州本土直接获得兵源，从而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实力。当然，除凉州军事集团之外，并州军事集团的战斗力也不可小觑，如猛将吕布“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骁武给并州。便弓马，臂力过人，号为飞将”《三国志》卷七《吕布传》……张杨“云中人也，以武勇给并州，为武猛从事”《三国志》卷八《张杨传》……张辽“雁门马邑人也，并州刺史丁原以辽武力过人，召为从事，使将兵诣京都”《三国志》卷十七《张辽传》……并州刺史丁原以为有这几员猛将为其臂助，就足以与董卓相抗衡。然而未曾料到，吕布会突然倒戈，投靠董卓。我认为，吕布之所以背叛丁原不仅在于他的唯利是图、反复无常，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吕布认为以董卓为首的凉州军事集团的实力大大超过了并州集团。
　　董卓进京，专擅朝政，但不久即以失败而告终，但董卓之败并非军事上的原因，而是其在政治上一系列倒行逆施的行为而造成的。有关董卓失败的原因并非本文讨论的范畴，姑且不论。问题是董卓被杀后，凉州军事集团并没有由此而瓦解，反而聚结起更大的能量，进行疯狂的反扑。李傕、郭汜、张济、樊稠等人因王允不肯赦免他们的罪行，本打算亡命归乡里。结果贾诩为李傕划策：“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而诸君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率众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三国志》卷十《贾诩传》。李傕等“用贾诩策，遂将其众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长安，众十余万”《三国志》卷六《董卓传》……长安当时由吕布统率的并州军镇守，并州也是产生“武勇”之士的地区，与凉州士卒一样，勇敢善战，当时并称为“并凉劲兵”。吕布刺杀董卓后，并州与凉州两支军事力量势同水火。《三国志·吕布传》云：“布自杀卓后，畏恶凉州人，凉州人皆怨。由是李傕等遂相结还攻长安城，布不能拒，傕等遂入长安。”李傕只用了十天时间就打败吕布，攻克长安，杀死了王允。由此可见，并、凉虽同为“劲兵”，但并州兵的战斗力与凉州军相较，还是略逊一筹。
　　李傕等攻入长安，汉献帝遂成为其手中的傀儡。以后汉献帝流离颠沛，无处可依，惶惶如丧家之犬，直至曹操将献帝迎至许昌，才有了安身立命之地。如果说，董卓进京是东汉王朝崩溃的开端，那么，李傕、郭汜率十万西凉大军攻入长安，才标志着东汉王朝的彻底灭亡。因为在这之后，汉献帝“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东汉王朝是被胡化、羌化的凉州兵团所灭亡的。
　　曹操其实是汉族政权的拯救者，假如不是他奋力崛起，打败李傕、郭汜，凉州兵团使“长安城空四十余日”，“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的局面将可能延续下去，那就会使“五胡乱华”提前一个多世纪到来。由此可见凉州兵团的恐怖。
　　李傕、郭汜的失败，并不等于说凉州军事集团力量已被消灭。实际上，它在凉州本土的军事力量依然强大，甚至在曹操灭吕布、平二袁、降张绣、克刘表之后，以马超为首的凉州军依然是曹操的强劲对手。建安十六年，曹操派大将曹仁征讨马超、韩遂。两军相持于潼关，曹操对西凉军的战斗力素有耳闻，所以预先告诫诸将：“关西兵精悍，坚壁勿与战。”《三国志》卷一《武帝纪》。不久，曹操觉得曹仁不是马超的对手，于是他亲自领重兵西征。曹、马两军相持于潼关，以曹军的战斗力而言，如堂堂正正摆开阵地战，恐仍然难敌马超的西凉兵，所以曹操只能深沟高垒，坚壁不出，待机破敌。“议者多言，关西兵强，习长矛，非精选前锋，则不可以当也，公谓诸将，战在我，非在贼，贼虽习长矛，将使不得其刺，诸君但观之耳。”同①。可见关西兵精悍，善使长矛，如果强攻，打阵地战，曹军要付出沉重代价。可惜的是，西凉大将韩遂有勇无谋，《三国志·马超传》注引《山阳公载记》云：“初，曹公军蒲阪，欲西渡，马超谓韩遂曰：‘宜于渭北据之，不过二十日，河东谷尽，彼必走矣。’遂曰：‘可听令渡，蹙于河中，顾不快耶！’超计不得施，曹公闻之曰：‘马儿不死，吾无葬地也。’”由此可见，马超之神勇，连一向视天下群雄为鼠辈的曹操也对其畏惧三分。
　　西凉军的战斗力虽强，但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群龙无首，互不服气，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战斗力。在曹、马决战之时，“贼每一部到，公（曹操）辄有喜色。贼破之后，诸将问其故。公答曰：‘关中长远，若贼各依险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来集，其众虽多，莫相归服，军无适主，一举可灭，为功差易，吾是以喜。’”《三国志》卷一《武帝纪》。马超、韩遂最后中了曹操的离间计，才被打败。马超率残部退回西凉。曹操“追至安定，会北方有事，引军东还”《三国志》卷三十六《马超传》。，但谋士杨阜认为马超仍然会聚集力量，卷土重来。他对曹操言道：“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若大军还，不严为之备，陇上诸郡非国家之有也。”曹操虽然认为杨阜的话不无道理，但毕竟对马超和西凉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因此在“军还仓卒”的情况下，“为备不周”。不久，“超率诸戎渠帅以击陇上郡县，陇上郡县皆应之”。《三国志》卷二十五《杨阜传》。凉州重新为马超所占领。曹操只得再遣大将夏侯渊、张郃前往征讨，在杨阜、姜叙等冀城、历城将士的配合下，经过数次苦战，才将马超的势力逐出凉州。
　　马超退出凉州，但凉州却从此成为蜀、魏两国反复争夺的战场。刘备、诸葛亮深知凉州的重要，故在夺取益州之后，就将下一个战略目标定在凉州。“（孙）权以备已得益州，令诸葛瑾从求荆州诸郡，备不许，曰：‘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吴耳。’”《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虽然这是刘备不肯将荆州归还吴国的推托之词，但也足以证明凉州对于蜀汉的极端重要性。此后法正为刘备的北伐作出具体的战略部署，他说，若攻克汉中，“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
　　诸葛亮北伐曹魏时，同魏延发生用兵方向的严重分歧。魏延主张兵出子午谷，直捣长安，诸葛亮则认为此计“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注引《魏略》……陇右即凉州，诸葛亮认为以蜀汉一州的兵力，还不足以拿下关中，唯有夺取凉州，才能逐步蚕食曹魏。而凉州的羌胡族正是可以利用的宝贵资源，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就派人联络羌胡的地方豪强，他们作好了积极的响应准备，“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大军北出，便欲率将兵马，奋戈先驱”《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注引《诸葛亮集》……应该承认，刘备、诸葛亮的战略目标是有一定道理的。凉州自秦汉以来就是用武之地，其兵多精，其将多勇。蜀汉若能拿下凉州，确实能壮大自己的实力，与强大的曹魏进行持久的抗衡。
　　曹魏阵营中的谋臣智士也看出诸葛亮的战略企图是“断凉州之道，兼四郡民夷，据关陇之险”《三国志》卷二十二《陈群传》附子《陈泰传》。，故派遣智勇双全的大将郭淮、陈泰、邓艾等长期坚守陇右，寸土不让。曹魏固守陇右，不仅巩固了关中形势，还可从侧翼包围汉中。邓艾后来灭蜀正是以凉州为基地，以所统率的雍、凉精兵，出其不意地经阴平山路小道直捣蜀中腹地，迫使蜀后主刘禅投降。曹魏灭蜀为三分归一统奠定了基础，而这也是凉州兵团在汉末三国历史上发挥的最后一次重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