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过程自身就有可能成为饥荒的诱因”
今天，资本的全球扩张导致越来越明显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贫困不但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需要解决的国内问题。到目前为止，大多数政府、经济学家以及社会活动者提出的消除贫困办法，只是停留在“支援”、“扶助”上，靠增加物质供给来修修补补。而印度著名的“贫困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则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一书中指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是一种权利不足。
在国际学术界，阿马蒂亚·森教授享有“经济学的良心”的美誉，原因在于，与那些热中探讨资本积聚、效益增加等为资本家服务的学者不同，阿马蒂亚·森来自发展中国家，他常常从社会伦理和哲学角度深入探索不平等和贫困与饥荒的原因，他把经济学从生硬死板的数据、公式中摆脱出来，拉到社会生活，尤其是贫困生活的真实层面上，让经济学具有了伦理学、哲学意义上的关怀精神。
《贫困与饥荒》中，一个著名的案例是1943年孟加拉发生的大饥荒。普遍观点认为，饥荒是自然原因导致粮食产量下降造成的。但统计数字表明，孟加拉的1943年并不是一个灾荒之年，当年的粮食供给比没有发生饥荒的1941年还高13%。阿马蒂亚·森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认为，战争导致的通货膨胀、投机活动猖獗、政府管理混乱、对外贸易政策失败、收入与购买力之间不对称的膨胀关系、农村饥荒导致城市需求衰减以及价格调整的历史转折期才是造成大饥饿的真正原因。“在1943年的孟加拉饥荒中，人们之所以饿死在受到政府保护的充足的粮食储备面前，就是因为他们缺乏得到粮食的合法权利”。可见，真正的问题不是出在生产环节，而是分配环节。
许多历史学家及经济学家证明，现代以来，虽然饥荒有时伴随着自然灾害，但客观条件往往只起到引发、加剧大规模饥饿的作用，权利的不平等分配才是加剧贫困和饥饿、导致饥荒发生的原因。
所以，阿马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中主要探讨的就是“贫困与权利”的关系。他在一开始就否定了用生物学方法、不平等方法、相对贫困概念、价值判断、政策性定义等方式来理解贫困，而强调自己采用的是“权利”分析的方法。他认为，“饥饿是交换权利的函数，而不是食品供给的函数”。世界上成功避免饥荒发生的国家，靠的并不是提高人均收入，也不是所谓普遍富裕，而是由其社会保障系统所提供保证的最低限度的“交换权利”（简单说，就是商品———当然包括劳动力———自由交换的权利）。他特别指出，社会主义中国就是在人均食物数量没有明显增加的条件下消灭了饥饿的，“中国是一个先消灭饥饿，尔后增加人均食物数量的典型”。
把贫困与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权利”紧密相连，阿马蒂亚·森将一个看似单纯经济学的问题，同政治、法律等社会因素捆在一起，因而也有了更为广阔和深层次的视野。特别具有警醒意味的是，他在书中说：经济衰退时期与经济繁荣时期都有可能发生饥荒，如果经济繁荣表现为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如有利于城市人口，不有利于农村劳动力），那么，繁荣过程自身就有可能成为饥荒的诱因。在争夺市场控制或支配权力的斗争中，一部分人会因为另一部分人的繁荣而受损。
阿马蒂亚·森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自身的贫困问题，以及国际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贫困问题，都具有极为鲜明的意义。事实证明，资本、市场的繁荣发展不必然带来社会整体的富裕，如果不有效调整公民与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权利关系，这种繁荣发展必然带来巨大的分配鸿沟，而贫困因素、“不患寡，患不均”的思想意识进而会严重威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阿马蒂亚·森没有进一步讨论是什么导致权利分配不公，以及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但很明显，这是我们在今天阅读本书时，不得不反思的问题之一。在中国，城乡“两种制度”的巨大差异已成为制约中国全面发展的巨大桎梏。而在全球视野中，导致少数国家仍然发生贫困乃至饥饿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在于全球分配体系的不公。当非洲一些国家饥民处处的时候，一些发达国家却为了不让国际粮食市场价格下降、自己收益减少而有意实行粮食减产政策。表面上让所有国家按照既有的经济秩序进行交换，而实际上却利用不平等的秩序给发展中国家造成损害，甚至以此迫使它们同意进行政治交换。经济不公的背后是深刻的政治不公。可见，“权利”问题的解决，绝不是我们仅靠经济学就能完成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