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词学理论一方面是对历史的继承和批判，另一方面是各派之间理论的扬弃。况周颐早年的词作品有轻飘、艳丽的倾向，后来因为受到王鹏运的影响而倾向于凝重、朴拙、沉着，变得恪守传统却不一味保守、反对变革但主张变化起来。
况周颐在词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他一生致力于词学，词学论著十分丰富。《蕙风词话》是他许多论词著作中的大作，也是他毕生词学思想的总结。该书泛论中国历代词人，列举他们的名篇警句，兼有精确的批评、分析、考据，另外还指点了学词的方法。可以说，《蕙风词话》是传统词学的精彩总结，它对词学批评做出的贡献是划时代的。
《蕙风词话》有几个极其重要的范畴，那就是“重、拙、大、穆”。“重、拙、大、穆”其实只是况周颐接受王鹏运的教导，词学观念转变之后的其中一个核心思想。此外，况周颐还有与王国维提倡″境界说″同时的词境思想，以及他到上海后受到朱祖谋的影响而推重词律的思想等。所以“重、拙、大、穆”的范畴，在况周颐词学思想体系中，主要是作为词学审美理想和品评标准而存在的。况周颐对这些范畴的解释和运用，主要还是延续了传统艺术思想中关于这些范畴的解读思路和内涵。从传统艺术的理念来看，况周颐在运用这些术语时，主要在阐发传统艺术思想的两种理念：一是传统艺术思想中的“自然”宗旨，二是中国古代的诗教精神。
尽管况周颐与王国维所处的时代相同，但两人词学思想的文化渊源却有着比较大的差异。人们对王国维词学的中西结合式的艺术思想渊源极为熟悉，却对况周颐词学的艺术精神原型知之不多、知之不详，因而形成了″只知王国维，不识况周颐″的错误的学术局面。况周颐用他精深的眼光，看到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学不同体裁之间的一脉相承的关系，在提倡词体体性的同时，把词体的尊贵地位推上了高峰。况周颐这种观照词体生成以及体性的思想，并不是近代文化所宣扬的进化论，与王国维所说的“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意思也不尽相同。
况周颐的词学是独特和卓尔不群的。他在词人这个艺术主体的认识上所存在的传统艺术思想，集中表现在他对″词人″内涵的理解上。在况周颐的词学思想体系里面，所谓“智者”、“君子”还只是他对词人的一种人格形象的解读，而他所提出的诸如“襟抱”、“性情”等理念，才是对词人的一种内在的规定。近代知识分子在接受传统人格观念上，大致存在着三种状态：第一种是秉承“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调和态，认为无论是“达”还是“穷”，都能自由自在，自得其乐和乐得其所；第二种是“达”逝“穷”遇的分离态，这些人置身于纷乱的现实当中，有着明显的忧患意识，却没有抛弃传统理念的决心，在自相矛盾中苦度一生；第三种是超越传统“达”与“穷”的理念，面对现实，从外来的思想中寻找人生准则。况周颐的人格观及词人观有着不可克服的矛盾，明显地呈现出一种“达”逝“穷”遇的心态。他在对艺术人格理想原则的认识上，依然极力维护传统人格的至真、至善、至美。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又陷入万般无奈的境地。其实，不仅仅是现实人格与艺术理想人格之间的矛盾，更重要的是他仍然以传统人格标准来要求，规范着自己的现实人格和艺术人格。
所以，况周颐的人格理想依然是以儒教为旨归的。比如决定着他的词学思想精髓的如“雅乐”、“智者”、“君子”等，无不是儒教理念的呈现。他对词人主体的认识，也没有超越传统艺术思想对主体的规定，仍然以传统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他对词人“襟抱”解读的思路，也常常套用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而对于传统的人品与文品的问题，他认为必须先涵养人品然后才能孕育出文品，这是得到广泛认同的。
况周颐并不是哲学家，作为一名词人和词论家，他一生最大的成绩集中表现在自己的词作艺术观上。也正是由于这些方面的突出成绩，他的《蕙风词话》才得到同时代以及当代人的推崇。
浓厚的传统艺术精神如同一条红线，它鲜明地贯穿在况周颐词学思想中，不仅成为他词学思想的一个显著特色，而且带给我们关于传统艺术精神许多合理性的信息。
中国近代一般知识分子注重意识形态、轻视学术思想，学术文化界的人士却偏好谈论思想、方法、观点，不肯认真地追究严肃的学术根据。通过《蕙风词话》，或许能使我们加深认识：学术思想其实是万万不能丢弃的，正如合理的传统是十分应当得到和非常值得发扬光大的一样。因为，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丢弃优秀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