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 万历十五年
[作者] 黄仁宇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关键词] 明史 万历 张居正
[内容简介]中国近代尤其是从明朝万历年开始走向衰败的原因. 万历皇帝从尊师到完全背叛张居正的历史
[分类] （人文社会>历史>明史）
[版本]
[审校]
[光盘] （不含）
[ISBN号] 108 00982 -X/K.211
[定价]
[是否是扫描版] （是）
[ISBN 号码]

【书  名】：万历十五年
【作　者】：黄仁宇著
【图书简介】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我们的大历史之旅，也自此开始……
1976年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叙说从前。这一年夏天，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用英文完成了他那部后来影响世界的著作《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翻译成中文便是《万历十五年》。未曾料想到的是，这样一部书稿，为寻找出版几经周折，延宕多年后英文本才由耶鲁大学在1979年出版。本书是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融汇黄先生数十年人生经验与治学体会于一体，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之症结，观察现代中国之来路，发人深思。本书英文本推出后，被美国多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并两次获得美国书卷奖历史类好书的提名；中文本问世后，获得如潮好评，成为众多作家、学者、企业家、高校师生的案头必备书，并入选《新周刊》和《书城》“改革开放20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20本书”。另有日文、法文、德文等版本。
中文版几经审阅，起死复生地迟至1982年在中华书局付梓。这部两种不同文字版本的历史书应市后，随即在东西两域畅销，谈论的文章很多，影响广泛。对这书的读后感叹，多是赞誉有加，总起来说的一句话，便是“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那原因想必很少有人这样观察历史，当然也很少有人这样写作历史。“社会强制被作为公正的替代品，总是自上而下地施加压力”成为书中的名言，被复叙和引用。那年黄仁宇先生五十八岁，迄今已是三十年前。
从特征上说，《万历十五年》将看似枝微末节，易于被历史学家忽略的小事，有序地联系起来，于风调雨顺的升平景象里，找到那些微妙平淡的纠葛，成为日后天翻地覆的历史诱因，由以证明政治的混乱实为人祸。
在这本书中，我们读到戚继光、张居正、海瑞、申时行、李贽等人的一些行为举止，给历史留下的影响，更可看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虽说国泰民安，海瑞仍敢于在一封公开奏折里批评嘉靖皇帝“虚荣、残忍、自私、多疑、愚蠢”，这需要大无畏的勇气，以及知识赋予的独立人格。我们民族视气节和正义比生命重要的传统意识，促使有见识的少数人士，在时代的紧要关头，成为当时和后世的楷模。
关于这本书，作者自己也有所谈论。这里摘引几段《自序》，便知道作者的写作和认知态度：“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十六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
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这其实是长话短说，黄仁宇先生在书中，还留有许多历史评论：”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律，我已经批评得很透彻。但是现下仍有很多西方人士，以为西方的法律即是道德的根源。这种误解，也待指摘。
比如西方所谓‘自由’及‘民主’，都是抽象的观念。务必透过每一个国家的地理及历史的因素，才行得通。“黄先生从历史的角度，说出自己的预见。
新近的这版“增订纪念本”里，补入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黄译作“欧蒲台”）刊发在《纽约客》的书评《万历：漫长的怠政时代》。这篇文章由徐卫东先生翻译，文字处理上不带常见的外语腔调，译叙的词句流畅妥帖。书评文中有一段话最为精到：“本书相当于一纸诉状。简而言之，帝国的官僚们一意保持传统与稳定，从而丧失了主动性，甚至不惜行事不公。”厄普代克驰骋美国文坛数十年，算是一员老将。他对中国明朝历史素无研究，但说出的话却很中肯：“黄先生告诉我们，明朝的特征在于‘依靠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意识形态充斥了帝国的各个方面，无论从强度还是广度来说，都是空前未有’。”用今天的眼光看，明朝必然走向灭亡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因素，还在集权的皇帝身上。
这本用去三十年而成就的书，出版问世却颇有波折。这故事被黄仁宇写在《<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文章里，叙述得风云莫测。中文版由黄苗子转呈中华书局时，交到当时的责任编辑傅璇琮手上，经沈玉成进行文辞润色，才成为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个样子。傅、沈二先生都是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都曾任职中华书局，日后傅璇琮出任中华书局总编辑，沈玉成则去了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要多说几句的是，沈先生早已去世，他的文章辑为《沈玉成文存》在中华书局出版。对这两位为出版《万历十五年》多有贡献的先生，我们惟有敬仰与深怀谢忱。
这里不妨谈谈该书的中文版台湾本。中文版在内地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大约两年后，也即1984年，陶希圣先生从中华书局获得台湾版授权。陶氏是胡适的学生，早年曾参加“五四运动”，民国时期研修中国社会史，出版过著作《中国政治思想史》，创办《食货》半月刊，参与过若干重大历史事件，是有名的政治家。对这部论述中国明代政治社会的历史著作，自然比较看重。是年陶氏86岁，仍力争在自己的食货出版社印刷《万历十五年》繁体版，文字仍按内地版不变，按说应是台岛上的第一个版本。之后八年时间里，食货初版印了25刷。改二版后，延到今年，又有印刷50次的记录，这总共75次印刷到底印数多少，实在无法统计，只由此看出这书所受到的欢迎。
食货版的书后，增入一篇《陶希圣读后记——君主集权制之末路》，泛谈中国历史上政治体制，行文不长。据陶老先生所说，写此读后记是著者函属“加一两行文字或题签于卷首”。陶文前面有一段评论，说得很有意思：“黄仁宇博士这本书，以万历十五年为定点，选择几个人物与几件公案，随意随笔，边叙边议，将有明一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好像一串串念珠一样，连锁起来，让读者从头到尾，一颗颗数下去，不忍放手。无怪乎这本篇幅不大的英语著作，连同几种语文译本，成为今日文史学畅销一时的读物。”引述在此，内地读者借以多几分对该书的认识而已。
【作者简介】
　　本书提供作译者介绍黄仁宇 （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 其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1954）、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
【本书目录】
     目录
    自序
    第一章 万历皇帝
    第二章 首辅申时行
    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第六章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第七章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参考书目
    附录一
    附录二

会员tina的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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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简介】
　　明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是极其普通的年份。作者以该年前后的史事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汲取的经验和教训。作者以其“大历史”观而闻名于世，本书中这一观念初露头角，“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本书自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出版以来，好评如潮，在学术界和文化界有广泛的影响。本书自出版后即成为一本长销不衰的经典历史著作。自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出版以来，好评如潮，在学术界和文化界有广泛的影响。英文版又在美国若干大学作为教科书。书名虽为万历十五年，然而其内容却俯瞰了整个明朝乃至中国古代封建制度的兴衰，见解非常独特而深刻，不拘泥于现实的或以前的评论。叙事生动简洁，幽默调侃中蕴涵丰富哲理，使历史鲜活的呈现于眼前，给人以深入思考的空间。立储问题是如何的艰难和影响深远；岛国日本何以侵犯当时更发达的中国；当日西欧已在发展火炮而中国仍修长城；海瑞一身清廉何以屡受众人排挤；财政税收制度如何才合理。这些不仅是作者思考的问题，也给所有的读者以广阔的思考空间，更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本书具有收藏价值，为当代知识分子不可错过之巨作。

万历十五年，这是一个极其平常的一年，在史书上几乎无事可记，一本以一个极其平常的年份的年份作为书名的书，想来也不会有太大的波澜，但是，这本书，我却读得惊心动魄，它引发了我对中国当下整体命运的思考。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关于改革的政治书，也是一本关于记录改革的历史书。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积极探索，致力与改革和创造。然而，他们最终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时的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万历十五年，中华大地的物质文明已经持续向前发展，丰饶的江南已经初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物质条件，但是我们的帝国的法律和组织机构却没有随之改进，事实上也无法改进。因为，阻止其前进的，乃是大明帝国以文官为基础的整个官僚体制。
　　
　　王朝的积弊，大学士张居正早有体察。于是，张居正凭借自己的权高望重，以吏治为出发点，试图重塑帝国的财政税收制度，以推动王朝的进步。然而，文官集团所奉行的原则，确实严守成宪和社会习惯，，以图保持政府和社会的整体均衡。张居正的改革，触动了这个官僚体制下文官们敏感的神经。但他们迫于张居正的权威，不敢妄自抗议，张居正也只能以一身挺立于合理和合法之间，经受来自各方的压力，置己身名誉于度外。在一个以威权代替法治的王朝，张居正为自己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果然，张居正死后不久，便被清算，改革完全中断。
　　
　　 抗倭英雄，锐意军事改革的将领戚继光最终也潦倒落魄，因为其在帝国疆土里面推行的整套措施已经在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维持的平衡，既然如此，他就必须付出代价。
　　
　　 而有自由倾向的哲学家李贽也与郁郁而终，他或许无法理解，以为数众多的官僚去治理亿万农民，就要求整齐划一，按部就班，绝不容许他去创造什么新的社会法则。
　　
　　海瑞是个清官，是个好官，但为什么他却处处被排挤？为什么皇帝要罢他的官？为什么哲学家李贽说他对王朝的危害要大于一些贪官？海瑞是复古派的，主张以封建传统道德去规范那些日益腐化的官僚，既得利益的官僚集团自然容不得他撒野。而复古的海瑞自然也想不到，在大陆的彼端，一场空前的大工业革命呼之欲出，天赋人权的学说正含苞待放。所以，李贽也没有说错。
　　
　　公元二千零五年，放在整个历史当中，也应该是个无甚可记的年代。然而就在这一年，郎咸平开始进入大众的视野，经济学界掀起关于改革正确与否的左右之争；中国的企业，开始暴露出自己海外扩张的野心；中国的资本市场，在吵吵闹闹中印证了“千点论”的预言；连宋的来访，重构了两岸关系的政治结构；互联网的舆论开始凹显话语权的力量；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被梵蒂冈册封为枢机主教。所有这些，就像黄仁宇眼中的万历十五年，“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创造历史的机缘。”
　　
　　万历十五年，距离张居正离开人世已逾五年，接任的首辅申时行奉行“和为贵”的哲学。而公元二千零五年，距离强力推行国有企业及政府机构改革的总理朱容基下台也已过三年。朱容基在中国推行的改革同样以失败告终。体制依然臃肿，腐败更加变本加厉。改革导致利益的重新分配，在事实上造成了文官集团的分裂，今天经济学界的左右之争，恐怕便是这种结果的一种表现。今天的温家宝，会是另一个申时行吗？
　　
　　 郎咸平的出现恐怕是历史的一个必然，就像是万历年间的海瑞，他们都主张“复古”，千方百计地为我们的老百姓说话，然而，他们注定要失败，我们的官僚，只会更加变本加厉，而历史的潮流，也绝不会倒退。
　　
　　 二千零五年，表面上看来，我们的中国一片灯火辉煌，无事可记。实际上，中华民族，又一次地站在了历史的转折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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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试图搞经济体制改革，申时行试图建立和谐社会，海瑞试图保持执政意识形态集团先进性，戚继光试图实现国防现代化，而他们全部失败了。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体制，是一个要求单纯，固定，永不变更的体制，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体制，以一个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为基础，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朝廷的稳定、王位的安全是这种体制着眼的重点。一切行为的最后准则是意识形态所衍生出的一整套体系，以思想行动上的一致来保证整个体制可以依靠简单的一腔热血与几点原则就可以运作，这样的体制只能要求单一化，平均化，同质化，只能有单纯的思想，而绝不能出现脱离终极意识形态，甚至怀疑这一意识形态的行为出现，这也就直接引致了李贽的悲剧。意识形态提倡操守，提倡精神追求，不计较个人私利，讲求奉献和牺牲，鄙夷物质利益。这样，官员们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也成为必需，只能用精神力量补助着体制上的欠周全。牺牲局部保全整体稳定，牺牲公平保证效率，以计划代替现实操作，以预测代替评估，如此种种。然而，意识形态要依赖人去实行，人总要追求更好的生活，总要有各种各样的缺失。但意识形态至阳至刚，浩然正气，根本不考虑这些。以终极目标放在现实之中，只好去打折扣。因为在意识形态之中，没有“私”的存在，也没有“阴”的一面。这样又回到万历所面对的最初的问题，为了这个基于完美条件而设计的体制能够在现实层面上运作，就必须打折扣，就必须冠冕堂皇，说一套做一套，就必须虚伪到底。所以才有戚继光给张居正送礼的景象出现。
　　
　　单一意识形态体制所造成的困局还表现在，它不能承认自己自己存在问题，因为怀疑终极价值，就等于怀疑一切的基础。如此往复，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执行者想到的第一个答案必然是掩盖之。在这个体制之下，因为终极价值理论上的不可怀疑和体制事实上的漏洞百出，整个体制事实上已经沦为一个形式：人人都在用阳的一面，也就是终极价值来掩盖自己的阴的一面，也就是个人私利。当社会日趋参差多态之时，体制所要求的单一化，同质化已就不能做到，整齐划一的集体开始崩解，由己及人的行为方式已经进入死胡同，其必然碰壁。当现实基础严重脱离体制时，体制又不能自我否定，只好强行将现实拉回原初的设定状态。但是构成体制本身的官僚阶层自身已经发生了改变，其行为也有所偏差，最后的结局必然是体制的分崩离析，这便是海瑞与申行时的困局。

明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

　惊叹于作者能以一个看似普通的年份为圆点，纵横捭阖，几乎要将其前后五百年的事都说清楚。 　　作者认为，近代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在于，文官政治下，共同的道德约束力，使不合于这样的政治文化的异类难以生存，甚至苟活，而非数字化的行政体系，又使这一制度日趋僵化，无法对日趋复杂的王朝进行彻底的管理，更使得对工商业的压抑成为必然。
　　看着这本书，总会不时想起今日的中国，其间的异同，难以说得清楚。
　　似乎，海瑞似的异类，还在演绎着同样的故事；不久前，因"顾雏军倒下"而再次引发关于"国企改革"大讨论时，有专家这样写道 "与其相信经营者（国企经营者）的个人道德，不如让切身利益驱使他们努力干活，这是经济学的逻辑。"非数字化的文官政治文化的游戏还在上演吗？无人得知。
　　在这个日趋商品化的社会中，如果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在这一场民进国退的渐进式改革中，在巨大的、显而易见的制度缺陷和漏洞中依然寄希望于道德对于企业家，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们的约束力量，那无疑将是这个时代和国家最大的悲哀之一。
　　问题的关键，似乎总是与制度有关。五百年前的文官们，相信其所极力维护的制度是完美无缺的，然而，在不到二百年后，这个制度所统辖的泱泱大国终被一个崛起于草原的游牧民族所破。
　　世间永没有完美的制度，完美便意味着衰竭或死亡。
　　在远非完美的环境中求索通达完美之途，便是人生得以延续的全部使命。
　　这就是我眼中的《万历十五年》。